简介
今天，创新日益超越国界，人才跨境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对海外高科技设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其特别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和印度已经拥抱了全球创新，而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作者通过对美国技术移民、外国学生和离岸外包政策的深入案例研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些都表明，美国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利益冲突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本书创新性地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学统称为HTC（High-Tech Community，高科技界），它们迫切要求国家开放，然而这些支持全球化的力量正面临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抵制，包括劳工和反移民团体，而且这种抵制对国家人才政策和开放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本书以创新全球化为出发点，围绕高科技的发展阐述美国、中国及印度在拥抱创新时的应对策略。长久以来在世界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面对人才的跨境流动和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将做何反应？在移民与反移民的浪潮中，美国政府该如何抉择？中国和印度作为两大新兴大国如何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和印度如何为发展本国经济吸引优秀人才？本书针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作者介绍
[美]安德鲁·Ｂ.肯尼迪，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法律与外交学硕士、杜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洛弗德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讲师，是知名的外交政策学者。他目前从事两大研究项目。第一项研究主要考察美国、中国和印度如何通过创新全球化进行合作和竞争。第二项研究则探讨了中国和印度如何作为新兴技术强国而崛起，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等。他还广泛发表了关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中印两国外交政策的文章。
部分摘录：
全球创新概览 创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定义。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研究之后，学者经常将创新过程中的许多阶段区分开来，这些阶段包括：新产品或流程的发明、将发明商业化或以其他方式付诸实践的艰难尝试、发明的传播，以及其他人对创新的效仿。[2]本书将重点放在支持企业和大学参与第一项任务的跨国过程中：创造一种“对世界来讲很新颖的”产品或技术。[3]当然，这种对世界来讲很新颖的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呈现，通常分为“激进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4]每次提及创新一词，我们经常想到激进性创新——这是指全新技术（例如飞机）或组织生产方式（例如流水线）的创新。渐进性创新不那么引人关注，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使新技术变得有用的时候通常需要渐进性创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渐进性创新的累积效应可能是深远的。[5]
支持创新的跨国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在过去，学者经常关注企业的“全球创新网络”。[6]这些可能是企业内部网络，跨国公司将某些研发任务分配给离岸子公司，也可能是与多家公司合作的企业网络。本书采取了更广泛的方法，具体而言，我不仅对跨国研发活动感兴趣，而且对高科技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感兴趣。[7]正如接下来所要阐述的，高科技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既重要又广泛，并且与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中“全球创新”指的是创新过程中投入的多种跨国活动，涉及资本和劳动力。[8]
人才流动全球化 从本质上来讲，人才是创新的核心。创新需要合适的人才，他们聪明、有创造力、受过良好教育且勤奋。或者用社会科学术语来说，创新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具有技能的劳动力、教育和能够推动前沿技术的品质。多年来，创新派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保罗·罗默（Paul Romer）撰写的一篇经典论文认为，新知识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只有两个输入值：现有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9]当然，人力资本涉及一系列属性，从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到在科学领域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口比例均有涉及。因为这项研究的重点对世界来讲是新颖的创新，所以我对该领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感兴趣。正是这种人力资本使各国能够发挥技术引领作用。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分为两类。第一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为专业人员，他们完成学业并受雇于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在某些行业，例如生物技术，其从业者通常具有研究生学位。在其他行业，例如信息技术，本科学位就可以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在美国，私营企业是这类人群的最大雇主。2013年，美国科学与工程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有570万人，营利性企业雇用了62%，高等教育机构雇用了18%，公共部门雇用了12%，非营利组织雇用了5%。[10] 最倾向于在企业工作的是工程师（76%）和计算机科学家（73%）。[11]
第二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为学术人员，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后。虽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由资深科学家领导，但大部分劳动力由研究生和博士后等研究人员组成。例如，2013年，美国学术界聘用了144 400名全职科技和工程领域的教师，他们的工作都与研究有关。[12]相比之下，美国2013年有457 000名全日制研究生和大约43 00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13]科学研究的合作性质意味着这些研究生和博士后对重要实验室研究的执行来说往往至关重要。2013年，研究助理工作的收入是美国近115 000名科技和工程领域研究生的主要收入来源。[14]同时，学术研究可以在更广泛的国家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5]举一个著名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伦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论文中解决了让计算机相互通信的难题。1969年，克兰罗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发送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上的第一条消息，这就是互联网的前身。顶尖大学也可以帮助创建“区域集群”，成为创新公司选址的关键位置。在经典案例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帮助硅谷快速成长，而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则帮助了波士顿外的128公路（Route 128）。
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还是学生，人才的跨境流动都有悠久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大多数移民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有例外。[16] 19世纪末期，英国公司经常会聘请德国化学家，所以英国化学界中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德国人。[17]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犹太科学家从纳粹德国逃往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纳粹科学家秘密逃往美国。这些都促进了美国战后科技领袖地位的形成。[18] 20世纪60年代，人才迁移更加明显，尤其是随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移民法中种族政策的松动。随之而来的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大量人力资本流动，“人才外流”成为一个问题。[19]
自1990年以来，人力资本的跨境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估计，1990—2000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技术移民——即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移民——增长了64%，发展中国家技术移民的数量增加了93%。[20] 2000年1月到2010年11月，OECD国家中的高等教育移民人数增长了70%，达到3 500万人。[21]这些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是印度（220万人）、菲律宾（150万人）和中国（150万人）。美国是这些移民最大的目的国，约占移民总人数的1/3。[22]
这些人力资本流动不再仅仅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单向流动，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现在经常访问或返回本国，在某些情况下，“人才外流”变成了“人才回流”。[23]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留在国外，并在OECD国家中成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重要力量。即使在美国这样大的国家也是如此。截至2013年，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外籍人口在受过大学教育、拥有硕士学位、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17%、34%和42%（如图1.1）。外籍人口在ICT行业尤为突出。2013年，美国科学与工程行业里，在计算机和数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中，外籍人口占50%以上。[24]对这类人才来讲，硅谷特别有吸引力。根据一项估计，2015年，在硅谷从事计算机和数学工作的25~44岁的员工中，外籍人口占67%。[25]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6年科学与工程指标（阿灵顿，弗吉尼亚州：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6年），第3章，第101页。
国际学生人数也在飙升。1975—1990年，全球的外国学生人数从80万增加到130万。[26]然而，在接下来的15年里，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多，达到300万。2005—2012年，这一数字跃升至450万。亚洲学生数量的增加占据了很大部分：2012年，53%的国际学生来自亚洲国家。[27]中国成为这些学生的主要来源国，占OECD国家中外国学生人数的22%。印度是第二大来源国，占OECD国家中外国学生人数的6%。最受两国学生欢迎的目的国是美国。[28]
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外国研究生人数也急剧增加。截至2010年，这一点在国际学生的三大目的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9] 2002—2014年，澳大利亚研究生课程中的外国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了四倍。到2014年，自然和物理专业中外国研究生的比例在38%以上，工程和信息技术专业中外国研究生的比例在50%以上。[30]与此同时，在英国，科学与工程项目中外国研究生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9%上升到2013年和2014年的48%。[31]
然而，考虑到美国高等教育部门的规模，外国科学与工程类学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77年，拥有临时签证的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比例为17%，但到2013年，这一比例为37%。[32]中国和印度再次成为主要来源国。[33]与此同时，在科学与工程和医学领域，外籍博士后的比例从1983年的18%增加到2013年的48%。[34]获得临时签证的外籍博士毕业生在ICT行业尤为突出，例如，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他们占53%的份额。[35]这些毕业生反过来成为该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2013年，在美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术人员中，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外籍学者占50%，占该领域全职教师的52%。[36]当然，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学位的外国毕业生也越来越多地受雇于美国企业。2013年，有460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就业，其中240万人在美国的大学获得了他们的第一个学士学位。在其他国家获得第一学位的220万人中，有近70万人获得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学位。[37]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而这种劳动力的供给流动异于以往。无论是企业研发人员还是知名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候选人，大部分相关人力资源都来自国外，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