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被毁损和被染病的》是一部恐怖小说短篇集，包括三小辑十三篇作品。小说描写普通生活之外的人物、几乎无人涉笔的怪异现场，进而赋予人类生存状况一种阴郁的视像，就像一个永久的噩梦。在他的独特世界里，在那古怪的小镇和黑暗的街角，挤满了小丑和可怕的人偶，而受折磨的人和阴鸷滑稽的怪人上演着他们的厄运。
作者介绍
托马斯·里戈蒂（Thomas Ligotti，1953-），当今美国最杰出的超自然恐怖小说作家之一。生于底特律，80 年代起为纾解长期的极度抑郁，开始写作，截至目前已出版小说近二十部。短篇集《死梦者之歌》（1986）和《阴郁的抄写员》（1991）出版后，一举奠定了他在恐 怖小说界一流作者的地位，此外还有《噩梦工厂》（1996）、《我的工作尚未完成》（2002）、《被毁损和被染病的》（2006）、《反人类的阴谋》（2010）等作品。
部分摘录：
怪诞剧团 我最先了解到的是，没有人会期待剧团的到来。没人说，甚至都没人会想：“剧团从来没来过我们城市——难道不该来这儿一趟吗？”也没人会想：“你知道那啥发生时，别惊讶。最后一次是很多年前了。”即使你生活的城市就是剧团青睐的那种地方，也没有丝毫根据可让你预测它的出现。没有警报，也没有广告宣布剧团季即将开始，或者另一个类似的季节会很快降临。但是，如果某个城市有那种有时被称之为“地下艺术世界”的群体，如果某人同这种艺术家社团有密切的联系，那他发现事情已经开始了的几率就是非常大的。你最多就只能期望到这个程度。
有段时间，到处都是谣言、传说、风闻和幻想。在那些寻常的俱乐部、书店或特殊的艺术项目里，某个相关人士若是消失了几天，就会成为猜测的焦点。但我说到的这些群体的人，大多过着极不安定，甚至是危险的生活。这样的人，随时可能卷起包袱走人，消失前和谁都没打招呼。并且，几乎所有这些被认为“消失了的人”都在某个时候又重新冒头。有这样一个人，一个电影制作者，他的短片《私人地狱》曾作为一个本地文化夜的特色主题片。但在展映期间和随后的聚会上，他都没出现。“随剧团而逝。”说这话的人做出一副淡漠的心知肚明的样子，而其他人微笑着碰杯，说着嘲讽的祝酒词。
然而，一个星期后，这个电影制作人出现在一个色情电影院后排。后来他解释消失的原因，一口咬定是被某些不同意或不愿意接受拍摄却被他拍进电影里的人狠打了一顿，住进了医院。考虑到他作品的主题，这听起来很可信。但因为某种原因，没人相信这个说法，尽管他还戴着绷带。“肯定是剧团，”一个同他关系很好、总是戴紫色太阳镜的女人说，“他的东西和剧团的东西。”她说着，伸出两根交叉的手指给每个人看。但“剧团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听到许多人经常用这个说法，但并不都是那种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艺术家。当然，到处流传的奇闻轶事从来没少过，它们声称要揭示这个“残酷剧团”的本质和运营方式，有些人因为太迷信，连“怪诞剧团”的名字都不愿提起，给了它这样一个外号。但是，不介意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把它们整理成一套连贯的描述，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一天晚上，我之前提过的那个紫墨镜女人用一个故事把我们全都摄住了。那故事关于她表妹的室友，一个自封为“肺腑艺术家”的家伙，在郊区一家连锁超市仓库上夜班。十二月的一个早晨，日出前约一小时，这位艺术家下班了，开始往家走。他走的一条窄巷在郊区主街旁各种店铺和公司的背后延伸了几个街区。夜里下过小雪，窄巷的人行道被铺得平平展展，一轮满月似乎还挂在巷子尽头，映得雪地闪烁微光。这位艺术家看见远处有个人影，和他体形差不多，冬日清晨里见到的这一幕让他停下，盯着看了一会儿。尽管他的眼睛惯于衡量尺寸和角度，但他发现巷子远处那个人的轮廓非常有问题。他无法判断它是高还是矮，甚至没法判断它是在动——不管是走近还是走远——还是站着不动。然后，在一个充满幻觉的惊讶的瞬间，那个人影站到了他前面的巷子中央。
月光照亮一个小个子，一丝不挂，伸出双手，似乎想要抓住一个刚刚脱出他可及范围的渴求对象。但是，这个艺术家看到那双手也不对劲。小家伙身体苍白，但手却是黑色的，而且相较于他细小的胳膊来说也太大了。起初他认为这个小人戴着一双太大的棒球手套。那双手似乎覆盖着一种绒毛，就像这巷子里堆叠着的一层夜里落下的雪的绒毛。那双手看着像雪一样柔软、毛茸茸，只不过雪是白的，手是黑的。月光下，艺术家开始看出这个小人戴的手套更像是一种动物的爪子。这几乎让他以为，这双手其实就是爪子，只不过看起来像两只黑色的棒球手套。然后，两只爪子都张开，显出瘦长的手指，在月光中疯狂地扭动。但那不可能是手指，因为数目太多了。所以，看似手指的，不可能是手指，正如那双手其实不是手，而爪子也真的不是爪子——就像它们不是棒球手套一样确凿。在此期间，巷子里的月光中，小人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似乎正在快速地向远方移动，艺术家被这景象给迷住了。最终，一个小到他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他说：“我不能再拒绝它们了，我正在变得又小又虚弱。”这些话突然让这个冬日凌晨的场景变得让这个自封的“肺腑艺术家”都无法承受。
艺术家外套口袋里有一件工具，是在超市用来开箱子的。他以前用它戳过肉，眼下，借着巷内雪地上闪耀的月光，他挥舞了好几下，把这个白茫茫的世界变得血红。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完全正当，甚至可以说是仁慈的。那个小人正在变得太小了。
后来，艺术家跑出巷子，一步也不敢停，一直跑到他和室友住的出租屋。是这位表妹报的警，说在什么什么地方雪地里有一具尸体，然后名字也没报就挂断了电话。接下来几天，几个星期，艺术家和室友搜遍了本地报纸，以为会看到警察在那条巷子发现离奇之物的消息。但什么也没看到。
“你们看到了，这些事情是怎么被掩盖的，”紫色墨镜女人低声说道，“警察知道情况。甚至有专门的警察负责处理这种事。但全都不公开，也不对任何人进行调查。不过，那天之后，我的表妹和室友被监视了，到哪儿都有便装警车跟着。因为这些专职警察知道那是艺术家，是一个极度艺术化的人，他被剧团接近。而且他们知道有谁在盯着事态发展。据说这些警察可能参与了那个‘噩梦公司’的事情。”
但我们一点也不相信紫墨镜女人讲的这个剧团轶事，就好像我们也不相信她的朋友，那个电影制作人否认与剧团有关系的话。一方面，当她说她的朋友、短片《私人地狱》的导演同剧团有勾结时，我们的想象力同她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嘲讽地怀疑她讲述的表妹室友、自封的肺腑艺术家在巷子雪地里的遭遇。
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理所当然。可别说那个电影人的说法比肺腑艺术家的故事更可信，那仅仅是因为前者没有夸张的细节，而后者受累于此。直到那时，我们都是不加鉴别地欣赏我们听到的关于剧场的一切消息，不管讲述得多么怪诞，也不管它们与可验证的事实多么矛盾，甚至连连贯一致地描述那种现象都做不到。作为艺术家，我们怀疑让头脑里灌满各种关于剧场的疯狂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就连我，一个虚无主义散文的写作者，在安静的图书馆或吵闹的俱乐部里隔着桌子听别人讲述的时候，也会尽情享受那其中的自相矛盾与张扬的荒谬。总而言之，我喜欢剧团故事的不真实。如果说它们带有真实的成分，那也是无关紧要的。并且，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其中任何一个，直到紫色墨镜女人讲起肺腑艺术家和那个巷中小人的经历。
然而，这种新出现的不信任完全不是被我们的理性或现实感激发的。它其实仅仅根源于恐惧，驱动它的是否定自己所恐惧之物的意愿。没有人不期待某种东西，直到它使他兴奋，不论是真是幻。以某种方式，所有这些剧团故事最终磨损了我们的耐心；令我们沉醉的疯狂与开始威胁我们心智的疯狂之间颤巍巍的平衡倾斜了。至于那个紫墨镜女人……我们避之不及。有人会说，使用一个像这样的人来达成目的，这是剧团的典型特征。
也许我们对那女人的判断不公正。无疑，她所说的“剧团的接近”让我们都很紧张。但是，就这个原因，就足以把她逐出唯一对她开放的这个艺术家地下社群么？当然，像许多社群一样，我们这个群体也建立在恐惧的迷信上，而这让我们做出任何行为也不奇怪了。她太过密切地接触了某种本源上就不洁的东西，这给她打上了永恒的烙印。因为，即使她那套理论被一种新出现的剧团故事证伪，她的状况也不会改善。
现在我要讲一个流传已广的故事：一个艺术家没有被剧团接近，而是似乎在一种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冲动下，自己朝剧团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艺术家是那种“我即相机”类型的摄影师。他刻意摆出冷血无情的架势，经常无缘无故地盯着别人看，并且一直盯着，直到被看者做出反应——通常是逃离现场，偶尔会对他进行攻击，而他则总是会提起诉讼。因此，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听说他试图用自己的手段请剧团提供服务，因为他相信这个残酷剧团会收钱接下——照他的原话——“彻底毁灭某人”的任务。而摄影师想要摧毁的人是他的房东，一个秃顶、留胡髭的小个子，在摄影师搬出他的公寓后拒绝退还押金，他这样做也许有正当的理由，也许没有。
总之，这位名字叫“斯彭斯”的摄影师花了几个月打听剧团的信息。不论多隐晦多可疑的碎片信息，执着的斯彭斯都会追索一番，并最终追到了一片老郊区的购物区，那里有一栋两层小楼，出租给许多个人与公司，包括一个小录像店、一家牙医诊所，按照楼里的名录，还有怪诞剧团。一楼后面，一家舞蹈培训室的正下方，有一小套办公室，玻璃门上贴的蜡纸刻字写着：TG合资公司。门后是接待区，一张办公桌旁坐着一个年轻女人，黑色长发，黑边眼镜。她全神贯注地往一张小的空白卡片上写字，桌面上还散放着一些空白卡片。按照斯彭斯的说法，虽然看到的样子同想象中剧团的样子大不一样，但他一点也没灰心。他进入办公室接待区，站在年轻女人桌前，自我介绍名字和职业——他觉得为了更好沟通，一定要尽快表明艺术家身份，或者至少尽可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拥有高度艺术性的摄影师，再说这可是实打实的啊。年轻女人扶了一下眼镜，问道：“请问有何贵干？”摄影师斯彭斯向前俯身，低声说：“我想请剧团帮我做点事。”接待员问他具体是什么事，摄影师回答道：“彻底摧毁一个人。”据他讲述，年轻女人听了这话毫不吃惊、非常镇定。她开始安静地收集散落在桌面上的那些空白小卡片，一边解释说，TG合资公司是一家“娱乐企业”。把小卡片放到一边，她从桌上拿起一个折叠宣传册，上面大致描述了这家企业的性质：为各种场合提供小丑、魔术师、新奇秀，尤其擅长组织儿童聚会。
斯彭斯研究宣传册的当儿，接待员平静地坐着，双手交叉，透过黑框眼镜盯着他。照斯彭斯的说法，这个郊区办公套房里灯光明亮却不刺眼，苍白的墙壁干净得不可思议，地毯新得出奇，显出同郁金香一模一样的那种紫色。摄影师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海市蜃楼里。“这是一个幌子。”最后他把宣传册摔在接待员桌上。但那年轻女人只是捡起宣传册，放回原来的抽屉。“门后面有什么？”斯彭斯指着房间对面逼问。正在此时，门后面传来一声响动，一阵短暂的骨碌声，似乎某样沉重的东西摔到了地上。“舞蹈课。”接待员说，抬起右手食指指向天花板。“也许吧。”斯彭斯妥协道，但他说自己听到的声音有着“深渊般的回响”，让他寒意陡生。他本不打算移动，但身体却被离开办公室的冲动压倒。摄影师转身，看着自己在玻璃门上的影子。接待员仍然从黑框眼镜后面盯着他，玻璃门上的蜡纸刻字从反面透过来，如同镜子里的倒影。几秒钟后，斯彭斯就已经到了这栋郊区建筑的外面。他说，回家的一路上，心都在怦怦跳。
第二天，斯彭斯拜访了房东办公的地方，那是市中心一栋脏兮兮房子里一个极小的办公室。既然不打算再找剧团，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对付那个不还他押金的家伙。斯彭斯的策略是赖在房东办公室里，用摄影师令人紧张的目光瞪着他，直到他服软。到达那个让人压抑至极的市中心建筑的六楼办公室后，斯彭斯在一张椅子上坐定，望着一张脏桌子后面那个留胡子的秃顶小个男人。让局势更糟糕的是，（名叫赫尔曼·齐克的）房东不时朝他俯身，用平静的语调说：“你晓得的，我的做法完全合法。”然后斯彭斯还得继续瞪着眼，大感挫败，因为他发现这一招对齐克毫无作用，那家伙显然不是个艺术家，甚至不是个高度艺术化的人——这种人往往会被摄影师击败。这场对峙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房东不停说：“我的做法完全合法。”而斯彭斯试图用固定的目光定住他想要摧毁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