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崩盘》是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一场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史诗，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当代史。
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亚当·图兹采用全球视角，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他不仅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危机爆发的技术性原因，还花很大篇幅阐述危机对这十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呈现了丰富的原创性主题：经济发展的无序和债务流动的不稳定；单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政治和武力以无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不平衡关系；金融危机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中国的崛起；围绕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资源展开的争斗。
尽管最初有人试图将金融危机淡化为地方性事件，但亚当·图兹认为，2008年开始在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转捩点，从英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到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工厂和造船厂，全球治理不得不做出重新调整和安排。在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民主面临挑战，引发了乌克兰的内战、希腊的混乱、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崛起和各国民粹主义的抬头，西方世界遭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
危机席卷而来，世界格局、全球经济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危机已经过去了吗？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吗？
作者介绍
亚当·图兹（Adam Tooz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为20世纪和当代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代表作《毁灭的代价》获沃尔夫森历史图书奖和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滔天洪水》获《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年度好书、2015年度《洛杉矶时报》历史类图书奖，《崩盘》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2018年度好书、《纽约时报》2018年度关注好书等荣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出版。2019年入选《外交政策》杂志 “全球百大思想家”。
部分摘录：
2006年4月5日，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贝拉克·奥巴马仍是一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他在参加国会山一项关于印度核贸易的讨论期间，抽身来到布鲁金斯参加了一个新智库项目的开幕式。[1]布鲁金斯学会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奥巴马在布鲁金斯的这次活动，可以看作他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一次试演。[2]在开幕式上，奥巴马的主题演讲主要围绕着一个名为“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的新提议展开，而项目的发起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是民主党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重要人物。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内中间派人士和全球的有识银行家建立了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曾经改写了美国的经济政策议程，鲁宾是这种联系的典型代表和化身。1993年，鲁宾卸任高盛集团的联合主席一职，离开了华尔街的顶峰，跨入政坛，成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首任主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是由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召集成立的，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辅相成。1995年，鲁宾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与鲁宾共同主持2006年4月布鲁金斯会议的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彼得·奥尔扎克（Peter Orszag），他也是克林顿政府的资深成员，之后将在奥巴马任职期间担任财政预算主管。可以说，2008年奥巴马组建的整个经济学家团队成员几乎都来自鲁宾执掌的财政部。2007年，距离金融危机爆发还有一年，距离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还有两年半，汉密尔顿项目的启动展示了奥巴马政府最具影响力的顾问们的世界观缩影。他们的高瞻远瞩，他们的疏忽与遗漏，都一目了然。
一 1999年，鲁宾重回商界，心思却在为华盛顿而担忧。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首要挑战。在新世纪里更是如此。然而，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二年，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正在一步一步将美国置于危险境地。政府没有采取措施缓和全球竞争压力，恰恰相反，它正在分裂美国社会。这样下去，可能引起民众对全球化进程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危机一旦发生，美国的货币稳定性和美元的全球地位将遭到动摇。
在全球化时代，鲁宾和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商界风生水起。鲁宾离开财政部后进入花旗集团，担任董事会非执行主席，虽是一个闲职却颇有影响力。奥尔扎克遍历学术圈、政府机构和咨询领域，最终也将在花旗集团落脚。但是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美好的时刻当然也有。克林顿时代的老人们继续歌颂20世纪90年代科技与金融的双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资上涨始终没有跟上生产力的进步。在汉密尔顿项目的精英们看来，罪魁祸首显而易见。美国的学校教育无法教给年轻人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所需要的技能。汉密尔顿项目发布的第一批报告中就有加强师资力量和充分利用暑假的提议。[3]彼时，经济政策讨论的主要内容往往是一些基本要点，“以事实为基础”，旨在提高生产力的非意识形态方式。但是，其目的的政治性非常突出。正如奥巴马在当时的主题演讲中所说：
投资于教育、医保，提高工薪阶层民众的福利，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每个层面……如果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自由贸易的强烈支持者，大部分人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鲁宾和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在全球化经济中失利的人们做些什么？若是以前，我们会说，好吧，你看，我们必须把蛋糕做大，给需要再培训的人提供机会。但是事实上，这一群体从来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不要忘记……在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和盖尔斯堡，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没了医保，没了退休金……在他们看来，这或许是史上第一次，自己的后代将比自己生活得还要糟糕。[4]
美国梦相信阶层上升永无止境，然而现实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对。正如奥巴马所说：“其中一些最终将以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将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这注定不会是一个兵不血刃的过程。”[5]
2006年，对全球化的恐惧和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奥巴马勇敢地指出了另外一个风险，即经济民族主义。奥巴马说：“如果能够保持低赤字，不让其他国家控制美国的债务，那么我们就都是赢家。”除了全球竞争性，汉密尔顿项目的成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就是债务问题。
鲁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期间，最显赫的成就便是扭转了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实现了充足的预算盈余。之后共和党上台，开始带领美国朝错误的方向快速前进。2001年6月，在互联网危机和颇有争议的大选之后，布什政府颁布了减税政策，预计将在之后十年减少约1.3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收入。[6]这一政策赢得了关键选区支持，却把鲁宾积累起来的财政盈余消耗殆尽，并且是有意为之。共和党自欺欺人，称财政盈余容易让政府花钱大手大脚。他们的解决办法正好相反，正是里根时代最早提出的“让野兽挨饿”策略。[7]通过加大减税力度来招致财政危机，让人最终不得不削减开支，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和政府影响力的紧缩势在必行。
问题在于，用减税政策来削减政府支出的目的却未能实现。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迫使美国不得不进入战备状态。布什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和安全支出。与越南战争如出一辙，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2006年，当汉密尔顿项目的成员聚在一起时，伊拉克正处在血腥的教派内战的边缘。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从战争中脱身。伊拉克不仅令人沮丧，而且让人深感耻辱。战争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布什政府尽一切努力将战争支出排除出经常预算。因此，民主党的财政专家只能自己动手从其他渠道计算战争支出。到2008年为止，仅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支出保守估计就高达9040亿美元，略微激进些的估计则高达3万亿美元，绝对远高于美国在二战之后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支出。[8]
当然，美国本该负担得起。[9]美国毕竟比珍珠港时期富有多了。但是布什政府不仅无意取消减税政策，反而在2003年5月推出了新一轮减税政策，进一步增强减税力度。既然不能打军费预算的主意，而其他可酌情裁定的项目数额不大，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共和党于是提议，利用极其不平等的福利“权利”削减措施，以缩小收支差距。然而，参议院否定了这一提案。共和党虽然在参议院中占据大部分席位，两党之间的差距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温和派”掌握着决定权。正是在这种僵局下，2000年鲁宾时期的864亿美元预算盈余变成了2004年的5680亿美元预算赤字，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且前路漫漫，没有最糟，只有更糟。[10]
041-01 美国的双赤字
资料来源：美国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和经济分析局。
汉密尔顿项目源于奥尔扎克和鲁宾在2004年共同撰写的一篇警示文章。[11]文章指出，最初，小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推高利率，挤压私人投资；随时间推移，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预计今后会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可能导致市场预期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使国内外都丧失信心。”鲁宾和奥尔扎克冷酷地指出：“在对预算赤字的传统分析中，可能发生的不利动态影响完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对于规模较小的短期赤字来说可以理解，也较为合理；但是当财政赤字庞大且长期时，这种做法越来越经不起推敲。持续的巨额赤字会对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继而产生基础财政赤字、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三者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简言之，传统分析不够让人警醒，没有“严肃指出”美国可能正滑向“财政或金融混乱”。
提到“基础财政赤字、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曾在克林顿政府工作的人都了解其中深意。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他们从高支出的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手中接过来的。1993年，面对债券市场抛售，克林顿政府搁置了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12]在鲁宾和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游说和鼓励下，克林顿政府总是将减少财政赤字挂在嘴边。当时的首席政治顾问詹姆士·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经认真思考说：“如果真的有来生，以前我希望转世成为美国总统、主教，或者击中率四成的棒球手。现在，我希望来生成为债券市场，所有人都害怕我。”[1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的债券义勇军也曾经光鲜亮丽。十年后，市场上依然有着他们的身影。实际上，债券资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正如奥巴马暗示的，最令鲁宾派人士担心的并不是国内投资者，而是外国投资者。布什政府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支柱是外国投资者购买的债券。奥尔扎克和鲁宾的文章指出，美国国债仍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不可能发生违约或通胀破裂的情况。“但是一旦这种预期改变，投资者认为未来政策无法避免极端措施，产生的后果将比以往所预计的情况严重得多。”忧心于此的不止克林顿及其同僚。2003年，无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应当提醒人们，外国投资者停止购买美国债券、美元暴跌、利率和通胀猛涨的极端情况均有发生的可能。“随着预期利润降低、通胀和利率升高等情况，股票市场可能崩盘，消费者可能突然减少消费。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并严重削弱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状况。”[14]
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如此之大，使其在债券市场的压力面前不堪一击。外国投资者可能突然抛售美国国债，从而使美国失衡的预算突然失去外来资金的支持，这将是一场噩梦。但是，真正让人恐惧的却是外国投资者的身份。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洲人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后来，日本凭借庞大的贸易顺差取而代之，并且在新世纪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国民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日本的竞争力已经降低。新世纪伊始，亚洲面孔出现在全球化舞台上。奥巴马在2006年4月的演讲中提到“不让其他国家控制美国的债务”，人人都知道他指的是中国
